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晁错削藩之死:耀眼的替罪羊

来源:www.zhongjingay.com时间:2019-03-14 13:55编辑:admin最记录:手机版

晁错是西汉文景时期的著名政论家,他才学出众,勇于任事,深受文、景两帝的器重和宠信。景帝前元三年,御史大夫晁错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央集权与诸侯割据的尖锐矛盾,消除王权对皇权的严重威胁,巩固大汉王朝的封建统治,建立千秋功业,向汉景帝上书《削藩策》,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,收归汉廷直接统治。景帝为实现大汉王朝的长治久安,采纳了晁错的“削藩”建议,于是,开始“削藩”。晁错力主“削藩”,无疑是忠于汉室、维护汉王朝封建秩序的正确政治主张。景帝通过“削藩”,使绝大多数诸侯王国仅领有一郡之地,诸侯王国领郡由高祖时的42郡减为26郡,而中央直辖的郡由高祖时的15郡增加至44郡,实现了“强干弱枝”的目的;朝廷“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”,收回王国的官吏任免权,取消“诸侯皆赋”,仅保留其“食租税”,并且收夺盐铁等利源及其有关租税,使诸侯王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。施行“削藩”之策,切实强化了国家统一和中央集权。然而,力主“削藩”的功臣晁错,在“削藩”的斗争中,却被冠以无臣之礼、大逆不道的罪名,腰斩于长安东市。晁错之死的前因后果何在?  

晁错力主“削藩”的主要目的,是为了强化中央集权,巩固汉室江山。汉初的诸侯势力是历史形成的,刘邦与各路诸侯是盟主与盟友的关系,是为了反楚结成的统一战线。刘邦称帝后,诸侯势力很大,如果急于强化中央集权,削弱诸侯势力,汉室江山就有可能四分五裂,分崩离析,因此,刘邦只得论功行赏,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王:楚王韩信、赵王张敖、韩王信、梁王彭越、淮南王英布、燕王藏茶、长沙王吴芮。可当汉王朝的封建统治秩序初步恢复后,刘邦为加强中央集权、巩固汉室统治,便开始了剪除异姓王的斗争。这场政治斗争历时八年,几个主要异姓王先后走死逃亡。如楚王韩信、梁王彭越、淮南王英布、韩王信、燕王藏茶被杀,后被封为燕王的卢绾逃往匈奴。在消除异姓王的过程中,刘邦“惩戒亡秦孤立之败”,错误地认为分封刘氏子弟为王能同心同德屏藩汉室,便又陆续分封自己的子侄为王,共九个诸侯国。虽然,异姓诸侯王被剪灭了,但中央集权与诸侯割据势力之间的矛盾,并未得到彻底解决,九个同姓诸侯王依然是皇权的潜在威胁。  

汉文帝即位后,除保留旧有的诸侯王外,又立了一批新的诸侯王。由于文帝推行黄老政治,在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同时,也使诸侯王势力得到了恶性发展,导致刘氏宗室内部在皇权与王权的分割问题上产生了尖锐矛盾。文帝三年(前177)济北王刘兴居起兵叛乱,首开王国武装反抗汉廷之先例。文帝派兵镇压,叛军顷刻瓦解,刘兴居被俘后自杀。三年后,淮南王刘长又阴谋反叛,被朝廷发觉。文帝罢去淮南王的封号,将刘长发配蜀郡,刘长在途中绝食而死。对此,贾谊上《陈政事疏》,指出亲疏不是主要问题,同姓王并不比异姓王可靠,诸侯国最后都要威胁中央集权政权;提出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,即分割诸侯王国的领土,缩小诸侯王的领地,以削弱他们的势力,从而达到中央集权的目的。但仁厚的汉文帝出于多方面的考虑,对贾谊“众建诸侯而少其力”的建议,并未积极果断实施,只是在齐王刘则死,无子嗣位的情况下,才分最大的齐国为六国,又封刘长的三个儿子为王,将淮南国一分为三。由于文帝对同姓诸侯王基本上采取姑息政策,导致诸侯做大,形成“尾大不掉”之势,从而埋下了“七国之乱”的祸根。  

到汉景帝时期,诸侯的势力恶性膨胀,像齐国有七十多座城,吴国有五十多座城,楚国有四十多座城。有些诸侯不受朝廷的约束,特别是吴王刘濞,更是骄横。他开铜矿,铸钱币,煮海盐,设官市,免赋税,使吴国经济迅速发展,与此同时,他的政治野心也开始滋长。他长期称疾不朝,吴国俨然是与汉朝平起平坐的独立王国。至此,相信朝廷之上很多人都会清楚诸侯王国照此发展的结果是什么,但谁都不愿意触及这敏感而尖锐的话题,唯有御史大夫晁错心忧汉廷,力主”削藩”:“今削之亦反,不削亦反。削之,其反亟,祸小。不削,其反迟,祸大。”众人之诺诺,不如一士之谔谔。晁错之忠,日月可鉴。  

景帝采纳晁错的“削藩”建议,于景帝前三年(前154年),以各种罪名先后削去楚王戊的东海郡,赵王遂的常山郡和胶西王的6个县。景帝前三年正月,汉廷削地的诏书送至吴国。吴王濞立即诛杀了由朝廷派来的二千石以下的官员。以“诛晁错,清君侧“为名,遍告各诸侯,同时又派人与匈奴、东越、闽越贵族勾结。消息传来,胶西王刘卬、胶东王刘雄渠、淄川王刘贤、济南王刘辟光、楚王刘戊、赵王刘遂等,也都配合起兵。以吴、楚为首的“七国之乱”,终于爆发了。  

刘濞反叛后,即率20万大军西渡淮水,并与楚军会合后,组成吴楚联军。随即挥戈西向,杀汉军数万人,气势汹汹。梁王刘武派兵迎击,结果梁军大败。景帝得知七国叛乱,立即派中尉周亚夫为太尉,率36位将军迎击吴楚联军,派曲周侯郦寄击赵,将军栾布率兵解齐之围,并命窦婴为大将军,驻荥阳督战。  

虽然有了应对之策,但能否最终平叛,景帝心里没底,狐疑不定。恰在此时,暴露了晁错力主“削藩”并不是纯粹的“公义”,还夹杂着自己的“私货”,他欲借机公报私仇。司马迁说:“晁错为家令时,数言事不用;后擅权,多所变更。诸侯发难,不急匡救,欲报私仇,反以亡躯。语曰‘变古乱常,不死则亡’,岂错等谓邪!”这里讲的“欲报私仇”指晁错企图利用镇压吴王刘濞叛乱之机,借景帝之手,杀掉自己的政敌袁盎。袁盎与晁错有很深的隔阂,晁错升任御史大夫后,曾派官员查核袁盎接受吴王财物贿赂的事,确定袁盎有罪,景帝下诏不再追究袁盎的责任,而把他降为平民。吴楚叛乱伊始,晁错对属下说:“袁盎接收了吴王的许多财物,专门为他遮掩,说他不会反叛。现在反叛已成事实,我打算请求处治袁盎。他必当知道叛乱的阴谋。”属下说:“事情还没有暴露出来,就惩治他,可能中断叛乱阴谋。现在叛军向西进发,惩办袁盎有什么好处呢!再说袁盎也不该有什么阴谋。”其实,属下知道晁错与袁盎关系紧张,极度不睦,晁错只是想要趁机报复袁盎而已,所以不赞同他的建议。晁错犹豫不决。袁盎已是一介草民,可晁错还是不肯放过他,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,其心胸狭小犹如针孔。洪应明在《菜根谭》中指出:“不责人小过,不发人阴私,不念人旧恶,三者可以养德,亦可以远害。”宽是五种嘉行之一,是仁之为德的基本内容。人言晁错学贯儒法,可他并未得其真义,徒有虚名罢了。袁盎既有其刚正的一面,又有其刁专的一面,虽然才华不及晁错,但玩“术数”要胜于写过《言太子宜知术数疏》的晁错。  

有人把晁错的打算告知了袁盎,袁盎很害怕,连夜求见朝廷中与晁错有矛盾的官拜为太子詹事之职的窦婴,对他说明吴王叛乱的原因,希望能面见景帝,当面说明原委。窦婴入宫奏报景帝,景帝召见袁盎,问袁盎有什么退敌妙计,袁盎趁机对景帝说:“方今之计,独有斩错,发使赦吴、楚七国,复其故地,则兵可毋刃血可俱罢。”袁盎比晁错更精于算计人,此计之妙,妙不可言,堪称厚黑学的经典案例。景帝为换取七国罢兵,表示“不爱一人以谢天下”,决意把晁错当做替罪羊斩杀,以消除国家危机。然而,朝廷众臣却没有人为晁错求情,向景帝说明这只是袁盎一厢情愿的臆想罢了,犯上作乱,抱的就是鱼死网破之心,斩晁错无济于事,反倒会堵塞言路,造成大臣噤若寒蝉,不利于国家的治理。当然,这也不能完全责怪众臣。晁错为人峭直刻深,弄得朝堂之上,不是政敌,就是仇人,人家幸灾乐祸甚至落井下石,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请。于是,忠于汉室的晁错被腰斩于东市,并被灭族。李贽说:“晁错区区欲图袁盎,自速反噬,无足怪也。”所谓“无足怪”,是说晁错之死是自取的。景帝诛晁错,使七国叛乱没有了借口,但七国仍然不肯罢兵,彻底暴露了其推翻景帝政权的真实面目。于是,追悔莫及而又愤怒不已的景帝,决定不抱任何幻想,坚决以武力平息叛乱。汉军很快平定了叛乱,刘濞逃到东越,为东越王所杀。其余六王皆畏罪自杀或被杀,七国被废除。  

其实,晁错并非是智慧超群的高人,自从他一味建言“削藩”并为景帝采纳后,他的两只脚,就一只踏进了阴间,一只留在了阳间。面对诸侯势力不断膨胀的情形,群臣皆会意识到“削藩”是不可或缓的要务,也会勾勒出如不“削藩”诸侯王国未来发展变化的轨迹,预料到西汉中央与诸侯王国火并的结局,然而,谁都不敢干涉刘氏“家事”,因为弄不好自己就会成为刘氏宗室内部皇权与王权斗争的牺牲品。晁错只意识到,朝廷如若顺利“削藩”,首功则在己,自己即会因政绩显赫,备受景帝宠信,赢得总领百官的丞相之职,同时,也会力挫持不同政见者,消解自己耿耿于怀的宿怨。但不知晁错是否意识到如若“削藩”失败,他极有可能会被“削职”甚至“削命”,风险甚巨。这一点,就连晁错的父亲都看明白了。听说晁错上书《削藩策》,他从颍川老家赶到京师,对晁错说:“皇帝刚刚即位,你辅佐君主执掌朝政,削弱诸侯王的封地,疏远皇室的骨肉之亲,人们的议论都怨恨你,你为什么这样做呢?”晁错说:“只能这样做。如果不这样做,天子无法尊贵,国家不得安宁。”他的父亲说:“这样做,刘氏的天下安宁了晁氏却危险了,我离开你去了!”于是,他的父亲回到老家服毒自杀了,临死前说:“我不忍心见到大祸临头!”果然,此后过了十多天,吴、楚等七国就以诛除晁错为名举兵叛乱。欲建非常之功,必为非常之人。晁错虽被称之为景帝“智囊”,建言献策,多有真知灼见,但从他因力主“削藩”而遭诛杀一事看,他还缺少足够的政治智慧,甚至可以说是政治上的低能儿。“削藩”的复杂性、艰巨性、风险性深不可测。才华横溢的贾谊之所以仕途坎坷,最后郁郁而终,主要原因在于他提出“削藩”之策,不合时宜,受到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排斥和倾轧。可见,力主“削藩”,不讲时宜,不权衡利弊,同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,不讲策略,不苦心研究应对之策,个人失败的几率是很大的。晁错只提出了“削藩”的主张,而没有周密谋划应对“削藩”可能遇到的困难和极端情势,因此,景帝面对“削藩”造成的“七国之乱”缺少充分的思想和军事准备,以至于吴楚起兵,浩荡西向,景帝迫不得已“不爱一人以谢天下”,以图消弭叛乱。汉景帝本是心狠手辣之人,曾在博弈中打死刘濞之子,对豪族大户的打击也毫不手软,后来他又以莫须有的罪名囚禁功臣周亚夫至死,身为景帝之师的晁错,却没有看透景帝的为人,梦想火中取栗,实在不能算作是聪慧之人。  

回过头来,再说景帝诛晁错是否盲目。我想,景帝诛晁错用意颇深:其一,诛晁错,以去掉吴楚联军“诛晁错,清君侧”的借口,使反王因师出无名而不得不罢兵,但这种可能性很小,因为反王更相信这是一种欺诈,秋后算账是不可避免的。其二,诛晁错后,如反王继续挥戈京师,很明显就是造反,要推翻景帝政权,由此天下人就不会再受蒙骗,从而同情和支持景帝平息叛乱。经过高祖、吕后、文帝乃至景帝的治理,百姓生活不断改善,社会日益安定,因此,反对诸侯造反,维护景帝政权,是民意所在。那么,“失道寡助”,吴楚联军就会因陷入孤立被动的不利地位,而导致失败。在人心向汉的情形之下,处于犹豫观望的诸多诸侯王也会权衡利弊,不想与叛军有瓜葛,甚至会为显示忠心,主动攻击叛军。因为反叛朝廷成功甚难,即使成功,还会有争夺皇权的杀戮,总之,“削藩”总比“削命”要好。这就更增加了景帝平叛的胜算。可见,诛杀晁错,是景帝一经袁盎点拨,便高度认同的正确的战略之举。  

景帝在“削藩”招致部分诸侯王反叛的国家危机中,要缓解皇权与王权的矛盾,恢复被损害的秩序,最简捷最容易撇清关系的办法,就是嫁祸于人,寻找替罪羊,把灾难之源和罪错之责归咎到受害者身上,并将其杀死,使之成为敌对双方和解的牺牲品。而晁错力主“削藩”,替罪羊的标记太明显了,被揪出来斩杀,是很自然的事情。从当时的情形看,景帝无论是为了反王罢兵,还是为了剪除反王,晁错都在劫难逃,死定了。套用罗伯斯庇尔极为煽情的暴力口号,叫做“晁错必须死,因为祖国需要生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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